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现代农业生产稳步迈上新台阶

　　7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的天然性决定了其弱势产业的位置，因此70年的农业发展史也是财政不断探索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前，农产品主要实行政府定价、统购统销政策，农业剩余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到工业，农业发展主要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农养工”阶段，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很少，支持保护力度小。改革开放后，国家持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不断优化完善，逐步实现了对农业农村从“以农养工、支城”到“多取少予”“少取多予”，再到“优先发展”的根本性转变。

　　起步阶段(1978—1997年)：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为核心，掀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一号文件，取消了1953年开始实施并连续实行了30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改变通过把农产品定价低于其自身价值、拉大工农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来积累工业化、城镇化资金的政策。同时，中央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设立了农业发展基金(后改名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并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安排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进入90年代，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设立了粮食风险基金等国家专项储备基金，强化了农产品市场调节的功能。

　　过渡阶段(1998—2002年)：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江流域百年不遇洪灾影响，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成为投入重点。同时，1998年国家开始着手研究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率先在安徽省开展试点，2002年试点扩大至全国20个省区。

　　形成体系阶段(2003—2012年)：党中央做出了“两个趋向”的判断，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十年，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基本形成以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农民收入和兼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以价格支持、直接补贴、生态资源保护奖补和风险防范补贴等多个板块政策为主要内容，相对广覆盖、低标准的农业补贴政策架构。

　　深化改革阶段(2013年以来)：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基本盘总体稳定，但也出现“三量齐增”、两个“天花板”、两道“紧箍咒”等挑战，中央不断加强和改善农业支持保护。一是推进农业“三补合一”改革。2016年将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种粮直补整合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用于作为耕地地力保护资金，鼓励引导农民保护耕地，提升耕地地力；一部分用于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特别是支持建立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开展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主要是取消了临时收储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生产者补贴，启动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东北地区实施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水稻主产区实行稻谷补贴。三是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在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奖等重大生态保护政策基础上，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启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探索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制度。与此同时，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生产力解放、提升和农业生产关系变革、重构的驱动作用，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投入逐年增多。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根据2004年11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当分别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财政部、农业部于2004年共同启动实施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当年安排了补贴资金0.7亿元在66个县实施。此后，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补贴资金规模连年大幅度增长，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农牧县和农场。2004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资金2000多亿元，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农机具4300多万台(套)，惠及3300多万农户。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全国农机总动力快速增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2018年，我国农机总动力突破10亿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8%，农机作业服务面积累计超过60亿亩次，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